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正在多层不确定性中抉择。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既要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抑制通货膨胀，又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等等，由此，近期实施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尤其是在货币政策从紧之下进行的系列调整。
2007年，人民银行全年11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这么频繁地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在全世界主要中央银行中实属罕见。2008年以来，人民银行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至16%，创23年来新高，中国的准备金率在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系中已是最高的。
人民币的升值从慢速爬行转为快速奔跑，2007年累计升值约6.5%，2008年迄今，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已经超过4%。人民币不断升值进一步刺激了升值预期，更多的货币流向中国导致外汇储备持续增加，造成宏观调控的困境。对此，一些学者称“升值的压力来自不断升值”。
人民币升值的初衷是通过升值提高我国出口商品价格，达到降低出口增速，减少贸易顺差的同时，通过降低进口商品的价格缓解国内物价上涨的压力。然而升值下的出口压力巨大，中国的制造企业正在经历汇改两年多来最困难的时刻。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2月中国贸易顺差为85.55亿美元，为10个月来最低，出口同比仅增长16.5%，升值因素占出口成本的三分之一。
人民币汇率的快速升值使农业、轻纺等出口企业承受重大的压力，目前已有三分之二的纺织企业陷入困境。在珠三角、长三角等，中国最富竞争力的制造业聚集地区，由于汇率升值，原材料及人力成本上升，加上出口退税政策大幅调整，多数中小企业已处在生死边缘，大批企业接连倒闭，其中包括大量外商投资企业。在出口创汇时代，传统的要素和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能支持可持续发展。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和企业的结构，但并不是降低出口的地位和作用，也不能以牺牲出口来减顺差。有些人称出口企业正在进行休克疗法，然而休克的导向是什么？如果刻意强调减少顺差，未来影响也可能超出承受力。我们要防止出口战略与政策上的失误。
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出口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目前净出口对GDP的拉动作用为40%，出口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社会的稳定器，我们不能忽视出口在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中起的作用，如果出口放缓，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严重影响。
目前国际上呼吁人民币再度一次性升值的声音正在不断加强，但是我们并不知道美元会贬值多少，我们也不知道美国的利率会降低多少，温家宝在答彭博新闻社问题时说：“无论是利率变动还是汇率变动，都会有有利的一面，也有有害的一面。”这对中国是极大的考验，汇率调整必须考虑到实体经济的承受能力及对经济的影响，要相机抉择。关键是要寻找汇率的平衡点。
当前，面对控制通货膨胀的多种认识误区，政策指向应该更加明确。例如，中国的通胀有鲜明的输入性，中国仅以一己之力，即使采用更激烈的紧缩政策，未必对价格产生正向调控效应，有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带来滞胀。而对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和经济增长是最重要的目标。如果没有增长的红利作为支撑，经济增长出现大幅度滑坡，改革发展中的其他目标都将难以实现。
我们必须在经济发展和抑制通货膨胀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就经济政策来说，仍应优先考虑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