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旬开始，发生在越南的反华抗议活动蔓延至全国，甚至演变成暴力冲突，导致多名中国员工死伤，上千家大陆与台资工厂受损。虽然在中方交涉之后，越南总理阮晋勇表示愿意补偿，但我们能从这次事件中学到什么、“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如何更安全,仍然是值得思考和关注的问题。“事前安排为主，事后措施为辅，进一步完善海外投资保护体系”。近日，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民间智库民兵茶馆组织的座谈会上如此表示。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514亿美元（折合33789亿元人民币）。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名列前茅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建立海外投资保护体系对中国而言越来越重要。
梅新育建议，企业在投资之前，应当选择合适的投资地区和投资形式，根据风险情况预测撤离难易程度,并尽量选择安全系数高的投资领域。这首先需要准确判断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政治风险的高低，然后进行相应的布局。对于高投资风险地区的油气勘探开采等重资产投资领域，少些股权介入；对于低投资风险地区或者运输、销售等容易撤离的轻资产投资领域则可以增加股权介入。
北大商业评论首席编辑鲍迪克在座谈会上补充建议，在企业开展海外投资之后，应注重本土化经营。比如在招工、纳税，甚至企业形象标识系统等方面，都应更加注重本土化，对企业形象去“中国化标签”。
此外，梅新育呼吁，更多的海外投资企业应该更好地认识保险的作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应当为更多的中国企业提供海外投资政治性风险保证服务。一旦利益受损，企业可以及时获得索赔，保证业务尽快恢复正常运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则取得代位求偿权，依靠国家力量向东道国索赔，相比企业个体去索赔更为容易。
在国家层面，梅新育建议，主管部门应把重点放在事前工作上，事后则积极保护本国企业利益，保证“该赔偿的赔偿，该严惩的严惩”。具体而言，事前安排可以分为三方面：一是不出风头，保证企业低调出海；二是建立投资保护协定，并对各国风险及时觉察和预警；三是为企业广交朋友搭建平台。
“不管遇到哪些风险，企业家都不应当丧失冒险精神。”鲍迪克表示。某种程度上，商业与风险同在，尤其海外投资，冒险精神是一个社会开拓进取的重要象征。不过，在战略上藐视风险的同时，在战术上要重视规避和应对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