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观念的变化，直接地体现在了人们的日常衣食住行之中。今天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除了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之外，消费观念的变迁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1983年，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以消费者的“四项权利”作为基础，确定每年的3月15日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这四项权利规定，消费者除了有权获得安全保障、有权获得正确资料之外，也有权自由决定选择和有权提出消费意见。
自由决定选择，表达消费意见，这些权利从另一方面说明消费者正以其消费观念选择他们的衣食住行和生活方式，从而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实际上，一件衣服就能折射出70年来人们消费观念的变迁。老裁缝的量身定制一度是人们倚赖的制衣方式；凭票供应的年代，自己买布料学做衣服，是老一代人的共同记忆。改革开放初期，效仿欧美潮流成为时髦年轻人的心头好，从日本、中国香港托人带衣服是门好生意。而如今，人们穿衣的选择更趋多元化，既有裁缝工艺的复兴，也有人执着于购买海外的高级成衣，更有人迷恋古着，喜欢再生衣，有闲暇的职工则拿起剪刀，自己裁剪衣服。
毫不夸张地说，当下的服装消费观念，五花八门、百花齐放。小小一件衣服，将职工的生活方式，审美观念以及消费选择和意见、观念的变迁表现得淋漓尽致。
裁缝心里的一本账
在裁缝铺子做衣服一直是中国人热衷的服装消费的方式。从莺莺燕燕的旗袍，到效仿国际最新潮流的成衣，都由裁缝的一双巧手裁剪缝制。“我师父不只是手巧，眼力也是极好的，以前帮人定制旗袍，只消看顾客的一眼，什么身材适合什么衣版，大概穿什么尺码，心里就有数了，再拿卷尺来量，也都是八九不离十。”王方兵每次说起带自己出道的师父，总会翘起大拇指，话语之中满是由衷敬佩。
曾经是纺织厂职工的王方兵，因为偶然的机缘，拜到裁缝老师傅门下从小学徒干起，这让他对人们定制成衣的消费观念变迁了然于心。“学裁缝不算难，尤其是我出道的时候，人们也只会定做几种款式，做做衬衫、裙子、旗袍，做做西装，都是逢年过节和结婚时候穿的，”王方兵表示，虽然裁缝的剪裁手法和工艺流派众多，但针法、剪裁之类的都是裁缝的专业，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们关心的并不是这些，找裁缝来制作的衣服几乎都是要在比较重要的场合穿着的，讲究的是得体、好穿。
后来，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王方兵中式旗袍还在做，但西式的套装做得更多。上世纪90年代，在南外滩董家渡已经有了自己的铺子的王方兵，与时俱进，自己学习了西式的剪裁方式。那会儿，除了顾客自己带着样衣和布料上门找他们做衣服，时装杂志销售很是火爆，每个月，只要那些杂志在报亭发售，就有顾客直接带着新买的杂志找上门，在王方兵面前把杂志摊开，指着其中的照片说，就按这个做。一开始，王方兵有点哭笑不得，其实顾客的身材未必适合这套衣服，“但既然是找上门指定做，那就做呗，不过，虽然是按图索骥、依样画瓢，但你得想办法做到让图片上的衣服适合客户的身材。”遇到这样的情况，就要尽力和顾客沟通，性格内向的王方兵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练就的口才。
当然，他对这样“依葫芦画瓢”的方式并不认可，认为这只是消费者的一时之选。“我也碰到过穿衣的行家，他们也都说，其实东方女性的身材还是比较适合穿旗袍的。”果不其然，几年之后，定制旗袍的风潮再起，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2002年开始，上海南外滩改造，董家渡一带开始拆迁。分散在董家渡街头的裁缝店铺和裁缝师被迁入了同一幢大楼，每一位裁缝摊主都是老板。因为租金有压力，所以他们的经营方式从来料加工等多种形式变成了“连工带料一起做”。老板从江浙一带批发面料，由顾客在店里挑选面料做衣服。
因为大批裁缝被集中在一起，竞争就变得白热化了。据说，直到前两年，这里的定制价格还保持在了十几年前的水平，比如做西装、大衣，一套需要10个小时，价格500元，花三个工时的衬衣价格是120元。虽然和伦敦萨维尔街做一套西装要50小时的“高定”仍然有着区别，但是这样“亲民”的量身定制服务和价格，牢牢仍然吸引着市民和游客。
“这里的故事很多，招揽客户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用王方兵的话来说，很多老板都给自己起了英文名，见到新顾客，就随手递上中英文双语名片，遇到外国客人会用简单的英语招呼。但裁缝老板的精明，不只体现在名片和招呼上。据说，有身材姣好的顾客找这里的裁缝老板做新式旗袍，老板看了这位顾客一眼，便给出了很优惠的价格。顾客拿到了旗袍，穿着效果相当满意，于是，旗袍便成了她在各种亲友聚会上的“标配”。结果，她的亲朋好友都慕名来找这家裁缝老板做旗袍，但是老板怎么也不肯再给出之前的优惠价。直到最后，老板才吐露他的心思，原来他一眼就看出那位顾客身材好，穿旗袍样子肯定好，所以打算以优惠价拿她做招牌，用“眼见为实”的口碑来吸引她的亲朋好友。
“这不奇怪，每个裁缝老板的心里都有自己的一本账，”王方兵坦言，老裁缝除了手艺，对做生意也有很多心得，对潮流变迁、生活方式、社交方式变化都有天然的敏感度。不过，王方兵现在已经搬出了和同行“短兵相接”的大楼，找了离市中心有点距离的创业园区做自己的工作室。“我们积累了很多做旗袍的经验，太太又会设计，已经有了一批忠实的回头客。所以，我就和太太成立了工作室，要找一个更安静，场地面积更充裕的环境，一边带学徒，一边做旗袍设计定制。”王方兵表示，现在都说消费升级，他的确享受到了其中的红利，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来找他们做一件有点设计感的定制旗袍。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对自己做衣服的岁月，退休职工尹英美印象深刻。“这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记忆，尤其是女性。”她记得很清楚，小时候，妈妈就开始手把手教他们做衣服。因为是双职工家庭，除了她和妹妹，两个弟弟也学了这方面的手艺。彼时，布料很是珍贵，他们需要先用报纸剪出个样子，剪对了，才能用专用粉饼在布料上做记号，然后才是正式的剪裁。
“逢年过节的新棉袄，谈恋爱时候穿的白衬衫，都是自己做的。”尹英美这样回忆。上世纪80年代，出于改善家里的生活水平的实际需要，她的父亲还盘下了一家小店。听说牛仔裤、牛仔衣风靡市场，小店就只卖这两样东西。他们一家人都会做衣服，下班之后便齐齐上阵，尹英美负责踩缝纫机，两个弟弟负责布料剪裁和熨烫，而家中公认的最为心灵手巧的妹妹则最辛苦，除了负责上纽扣，还要进行质检。而那时，牛仔衣、牛仔裤的销量确实不错，晚上在家里制作好的牛仔成衣，第二天在店里通常会卖出一大批。
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学习自己做衣服，相关培训班的人气开始飙升，各种编织教材、剪裁教材从国外被引入到国内。不过，现在的年轻人自己动手做衣服、织毛衣，和当年尹英美他们这么做的初衷完全不同。“我们那时是物质匮乏，手头紧，当然是能做都得自己做。”在尹英美看来，现在的年轻人，自己做衣服，纯粹是出于爱好，或者追求独一无二的穿衣风格，抑或是用动手的方式为工作减压。用她的话来说，“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做衣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新观念下的新消费
和吃、住、行相比，衣着消费是最先体现消费观念变迁的，也最为直观。除了找裁缝定制，自己动手做衣服，效仿海外潮流择衣，去国外“血拼”，以及在电商平台上“剁手”之外，令人意想不到的服装消费风潮已经在年轻职工群体中悄然兴盛。
去古着店“淘宝”，就是其中之一。事实上，这股风潮先在日本年轻潮人群体中兴盛起来，之后，古着消费观念逐渐传播到国内。“古着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二手衣，”作为国内最早喜欢上古着的消费者之一，朱明告诉记者，“古着是指真正有年代的而现在已经不生产的东西，这些服饰无论使用的面料，细节的剪裁甚至用途都是当时那个时代的缩影，所以有着特殊的价值。”
现在，上海的街头也已经不难找到古着店的身影。在认可古着的年轻消费者看来，曾经的“买新不买旧”的购衣逻辑着实有些“粗暴”，而古着的历史感则能让消费显得不那么“浅薄”。
古着其实是多年前的潮品，品质精良，面料讲究，又很强的复古感和经典的味道，契合时下的潮流，而且往往又是市场上难得一见的孤品，像是多年前的飞行员服，像是有些折痕的绝版包包，都是古着店里的抢手货。而且在古着店淘宝也是很有乐趣，考验眼力的事情。按照朱明的说法：“有人用100元买到CdG，200元买到DiorHomme，这不是传说，只要有耐心，就可能成为这一行的‘大神’。”
独一无二的着装和选购过程带来的未知惊喜，让不少年轻职工成为古着消费的拥趸。与此同时，环保风潮的来袭，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服装消费的认知，“再生衣”消费应运而生。
再生衣的出现，其实代表了人们在追逐最新流行服饰之后的一种反思。越来越频繁地更替“过时”旧衣服，让追求时尚的人们制造出了大量的垃圾，这让设计师和具有环保意识的年轻潮人感到惋惜。于是，一批设计师开始凭借自己的专业，将旧衣回收之后进行改造，利用再生面料重新进行设计，用裁剪、拼贴等各种手法和方式，使得旧衣“脱胎换骨”，重焕新生。
“‘再生衣’虽然现在看上去很小众，但我觉得这是以后的服装消费中很重要的发展方向，像‘大表姐’刘雯之类的国际名模都以穿再生衣街拍为时尚，而且很多大牌都很重视再生衣系列的产品开发，”从事服装消费咨询工作的袁媛表示，她本人就是再生衣的拥趸。“因为手工的介入，再生衣有独一无二的特性，而且也不会因为消费行为给环境带来负担和压力。现在，这个领域只是刚刚开始就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所以我们都很看好这种消费潮流。”
